张国榉：攻坚硬汉 奉献于祖国科技发展
人物名片：
张国榉，1936年10月出生于四川营山县，博士生导师，著名凿岩工程专家，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掘进工程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岩石破碎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钢协常务理事、钎钢钎具分会副理事长。
2016年，张国榉在嘉兴南湖
长期致力于冲击式凿岩钎具的科研和新产品开发，完成18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译）著8部，为我国凿岩钎具、采掘工业现代化、学科人才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80、1985年两次获地矿部（现自然资源部）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年荣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8年入选“武汉科技新秀”和“湖北科技精英”，1990年获“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少年勤奋好学
记者：张教授，您好！我们从您发表的文章中了解到，您早年求学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给我们讲讲您儿时的求学经历吗？
张国榉：我1936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五岁就随父亲在营山乡下龙马庙念私塾，1943年，日寇轰炸四川，全家七口人荡产进城租房栖身。五年后，父亲和哥姐相继病逝，我在二姐夫的资助下，194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营山县私立晋德初级中学，但只念了一年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辍学。1950年秋天，我依靠人民助学金在营山中学复学，先后加入了少年儿童队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高中三年都被推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和团支书，多次受到学校“三好学生”、“模范团员”等嘉奖。
中学那时的教育就是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时任川北行署专员的胡耀邦同志常来学校作报告，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我很喜欢文史，文科也很好，小学时就能背诵《总理遗嘱》，初中就看过《说岳全传》，但对自然科学也很喜欢。高中的地理老师会给我们讲当地山上的沉积岩，加上我看了《可爱的中国》《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卓娅与苏拉的故事》这些书，就这样产生了对地质的兴趣。1955年夏天，我走了180里的路到南充师范学校参加高考，北京地质学院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青年选择探矿工程专业
记者：您还记得在北京地质学院度过的朴素而又充实的学习生活吗？
张国榉：1955年8月中旬，我带着北京地质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怀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憧憬,穿着草鞋、背着行李，跳上刚通车不久的营山到重庆的敞篷卡车，赶到重庆招办与全省各地的学生汇合。60多个人组成了一个赴京报到团，从朝天门码头出发乘船到武汉，再转火车到北京。一出站，就见到了学校迎接新生的彩旗横幅，素未谋面的老师和学长们抢着给我们背行李，上了电车，一直送我们到端王府夹道北京地质学院新生部的宿舍。走进有一对石狮守卫的大门，迎面就是一条大红幅，上面写着：“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地质工程师！”，我心里一阵热血沸腾，那感觉真的是自己到家了。
当时北京地院有五个系，分别是地质、物探、石油、水文和探矿工程。看了专业介绍后，我觉得探矿工程和找矿有最直接的联系，无论是钻探还是掘进，都是直接向岩石开战，虽然艰苦，但很是光荣呐！于是我就觉得这一定是母校为我安排的战斗岗位，和我自己要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与归宿。
1955年8月，张国榉（右）赴京上学前在四川营山和家人合影
我上大学五年没有回过一次家，这五年的学习生活，是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三大改造运动等背景下开始的。在李四光、何长工等科学家、教育家的领导下，校园中洋溢着“抗大”的革命激情和科学求实的氛围，同学们一心一意刻苦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地院学子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我受益终生。
每想起地院当年学习苏联的“劳卫制”，我就激动不已——学生宿舍是上下铺，桌椅整齐划一，像军营一样。睡觉前必须把鞋和衣服放好，早上起床铃一响，就得在五分钟内将被子叠成六面体，然后到马路上列队，迎风高呼：“为祖国锻炼！锻炼！锻炼！”，绕着大操场跑完1500米，才回去洗漱吃饭。下午课后，运动场上同学们跑步、跳远跳高、单杠双杠，真是龙腾虎跃、热闹非凡！平时课外还有登山、射击、游泳、十公里负重行军等等，大家都持之以恒，努力达到三级运动员的标准。
记者：您在大学是怎么样打下深厚的专业知识基础的？南迁时期您在做什么工作？
张国榉：在课程方面，探工系学生在五年内要学完40多门课程，我们探矿工程专业也要学习“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地质测量”“勘探方法”和“矿山业务通论”等课，进行实验、实习课等实践性环节。我们的地质实习，在京西安家滩煤矿测地层剖面图；岩矿鉴定实验在校内实验室进行，要求肉眼辨认数十种矿物标本，写出详细实验报告；在北京西山菊花沟进行地质旅行，野外观察地质构造，采集菊花石标本；去石景山进行测量实习，用经纬仪、水平仪测绘鬼子山地形图……经过五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勤学苦练，就是一出去就能干活，加上对掘进的浓厚兴趣，我参加工作进入角色就很快。
1960年，我的毕业实习安排在辽宁铁岭关门山地质队，勘探铅锌矿，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个月，印象很是深刻。掘进队长带领三个班的工人们用简陋、落后的铁锤和钢钎开凿浅井和石门。这样手工水平打眼比垂直打眼更加困难，且药壶爆破法掘进费时间、效率低，井下工人在烟尘弥漫、昏暗潮湿的环境中弯腰驼背，打眼装岩，又在零下十几度浅井口的寒风中手摇铁柄出渣，手套常被冰粘在铁柄上。艰苦劳作，每班却只进尺1米不到。经过这次实习，我体会到矿工的伟大和自己肩上的责任，立志要解决工人单凭体力劳作的问题。
同年5月，我回校做毕业设计，却被调去安家滩煤矿协助老师指导探工系新生教学实习，6月份，我正式成为北京地院探工系掘进教研室的一名教员，开始了留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生涯。
那时，农业大学要到农田去，矿业大学要到矿山，同样，地质大学就要到地质队去，向农民工人学习。
1971年初，由于北地南迁，我也随“大部队”到了湖北丹江口，但即使和爱人两地分居，那时并不觉得个人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因为组织调动就像是军队，就像解放军打仗，说走就走的。在湖北地质学院丹江口五七地质队的几年，当时学校里主要还是老同志，年轻教员和工农兵学员，我开始是做木工、和水泥、修房子、打钻孔、开柴油机，带民工打眼爆破修路，之后又被调任鄂西任伍家梁钻机食堂管理员和丹江口五七地质队留守处负责人。1976年底，才奉命调回武汉，重新开始教学科研工作，上讲堂，带学生做实验，尽管困难时期，对我个人来说却是学到很多东西。
追求梦想
致力于凿岩科技创新
记者：在工作中是怎么样开展研究凿岩工程技术的？您的梦想是什么？
张国榉：我国作为冲击凿井术和火药的发明国，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发明了整体钢钎凿岩技术。但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历史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凿岩技术在一个多世纪内处于了停滞状态。1866年诺贝尔父子发明了硝化甘油炸药用于修路和采矿，1896年美国发明了气动凿岩机，尤其是1923年德国发明了WC-Co硬质合金，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新兴硬质合金切削刃具和凿岩钎具产业，并直接导致了二战以后机械和采掘工业的飞速发展。机械工业是现代工业的核心，而采掘工业则是整个工业的基础。但是在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同时，发明了冲击凿岩技术并拥有悠久凿岩历史的我国，却被远远落在世界发展的后面。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矿工们使用的凿岩工具，仍停留在千百年前祖先所用的铁锤加实心钢钎的时代。为推进我国凿岩和采掘工程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我国凿岩工程技术水平，改变我国采掘工业落后面貌，正是我一生为之呕心沥血的目标和梦想。
1985年，张国榉（右）在四川泸沽铁矿工地
1976年底，那时的武汉南望山下一片荒地野草，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我就一头扎在了我感兴趣的凿岩工程技术，时刻关注着马克思所说的：“采掘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我认为，现代化的凿岩爆破技术和凿岩机具，已成为人类向岩石圈索取资源、向地下开拓生存与发展空间的主要手段。
为了完成和完善我国凿岩技术与凿岩机具工业建设，在长年对凿岩钎具和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我和团队共同完成18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其中，我本人主持研制的“中小直径新型钎头”“球齿形系列硬质合金整体钎子”“极坚韧岩石用特重型钎头”“钻车凿岩用中大直径钎头”“钻车凿岩用重型螺纹连结钎杆及配套钎具”“采煤机用各型截齿和描杆钻具”“公路、铁路隧道施工用盾构式全断面掘进机（TBM）刀盘用各种刀具”以及“硬质合金复合片齿钎具”，分别解决了困扰国内外凿岩钎具的诸多难题，推动了我国凿岩钎具多次升级换代，而且实现了大瑶山隧道、三峡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进口钎具的国产化。
张国榉（左2）在武钢程潮铁矿和凿岩工们交谈
在凿岩工程领域的创新、发明的意义，是令我国的冲击凿岩技术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跻身于世界同行业的前列。我们这一系列的科研成就为改变我国“三矿”（矿业、矿山、矿工）的落后面貌，为我国凿岩钎具行业的理论创新与技术进步、为我国钎钢钎具与采掘工业的现代化，以及凿岩工程的学科和人才建设各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我虽至耄耋之年，仍活跃在工厂、矿山和科研、教学第一线，我和全国同仁一道，在现代超级钢冶轧技术和凿岩硬质合金加压烧结技术的基础上，以“贵钢”“涟钢”“三山”“三占”“抚新”的“钢坯钻孔—带芯热轧法”“合金铸管—带芯热轧法”“热穿孔—热拔法”和“华夏”“田野”的“热穿孔—带芯热轧法”新型全系列合金钎钢，以及全系列新型硬质合金凿岩钎具和以我校李砚耕教授为首的DZ系列全液压凿岩设备为标志，使得我国的冲击凿岩技术一跃而跨入世界前沿行列，对此我深感与时代同行而不负此生。
记者：在您的一生中，有什么事件让您印象深刻？
张国榉：我记得1982年底，世界第11位、我国最长的14.7公里的双线铁路隧道——衡（阳）-广（州）复线工程大瑶山隧道最关键的施工阶段，凿岩急需的两种进口钎头突然“断顿”。紧要关头，国产的“金龙”、“成探”牌钎头顶了上去，成功地穿透了隧道。国产钎头钻速寿命均优于同类进口钎头，而价格只是瑞典进口钎头的1/4。我作为主要研制者因此而声名鹊起，圆了我的所谓“钎具大王”梦。
1982年，张国榉在广东大瑶山隧道分析整理钎头资料
我的“钎具大王”梦做了很久很久，打我从北京地院毕业起，看到矿山和采掘现场堆积如山的废钎头上合金片的残留刃高度比瑞典、日本新钎头的合金片还高，每年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时，我就决心研制新型凿岩钎具。1965年至今的60多年间，我们先后研制成功了六个系列100多种新型钎具产品，还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南非、哥伦比亚等国家。新型钎具的推广应用，大大缩小了我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1980年至今的40年间，仅与我校有直接联系的几十家钎具企业，据不完全统计：累计给国家创产值约200亿元，节汇创汇逾3亿美元。
2012年4月，时年76岁的张国榉(前排左3)与施工单位领导和凿岩工人在山西阳五高速佛岭隧道口合影
我深深的感到：梦的实现凝结着心血和汗水。在大瑶山隧道，1982年11月曾因胃出血休克，险些失去半个胃；隧道施工，“三块石头夹块肉”。但只要砸不死，照样接着干！1983年5月，在大瑶山隧道工作面更换钎头时，一块将近20公分的石头，从10米高的洞顶落下，造成我右手掌食拇指粉碎性骨折……采访中举起手，看我的手指至今仍只能用毛笔的执笔方式写硬笔字。
对于我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党和政府没有忘怀，在1986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名单中有我；国家有关科技成果特优奖励光荣榜中也有我……我感谢祖国给予我的荣誉，感谢党和国家以及中学大学母校的栽培。
科学没有顶峰
世界永远属于年轻人
记者：科学的道路艰险而曲折，但您从业以来科研成果和贡献颇多，您是凭着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下去的？您觉得什么是幸福？
张国榉：我1960年毕业就开始留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做过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掘进工程研究所所长，也办过工厂（科技成果孵化器）、发表过论文、出版过专著，生逢盛世，我满怀信心地实现了“为祖国健康工作六十年”。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我时刻关注我国凿岩工具的研发、创新，如今中国各个矿山和采掘工地都可以见到我们研发的产品，中国的钎钢钎具产品也已经能和国际名牌构成竞争。
1987年，张国榉（右1）在四川成都探矿机械厂与工人们在一起
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去干什么，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知识分子是国家栋梁，有能力就要去干。我一直遵循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路可走，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不惧险阻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切身感受。
在我看来，幸福的含义就是：“高扬理想旗帜，为凿岩事业终生奋斗，就是我永恒的幸福！”我把个人的的幸福融入在为祖国凿岩工程事业奋斗当中，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在研究领域内耕耘、钻研不息我不觉得累不觉得苦，反而觉得自己很幸福。多年的艰苦工作炼就了我一副好身板，现在我还偶尔能短速骑自行车外出办事。
今年，我84岁，与钟南山先生同年同月生。2006年我70岁退休以后，仍继续致力凿岩工程现代化事业。2019年10月，在江苏举行的“2019年全国钎钢钎具年会暨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授予我“中国钎钢钎具三十周年杰出贡献人物”称号。同时，我也钟情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喜欢书法，常常练习硬笔书法，业余出版了诗词、格言、书法和摄影作品，荣获“国家书画艺术发展奖”“2017年度首届中国艺术金像奖金奖”等多项国学和艺术类成就奖，现任中国国学研究会、中国国家诗书画院高级研究员、中国诗书画联盟网名誉主席。生产凿岩硬质合金（WC-Co）的主要原料——我国钨矿资源居世界第一，我写了一幅字赠予致力于我国采掘工业现代化的年轻同仁：“为人类征服岩石的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作出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贡献。”
科学没有顶峰，世界永远属于年轻人。如今物质生活已经十分充足，但年轻人需要追求精神的富足，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能空想而不注重实践。要知道：高扬理想旗帜，奋斗就是幸福！
马克思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以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要有这样的境界，正逢盛世，应当不负韶华，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文丨曹南燕 钟颖琳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微信编辑丨王紫璇
审核丨陈华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宣传部网络新媒体科